概要：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在客体内容上表现为以普世主义推行西方价值。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未来要做的六件事时，指出，“全球化的确需要有一些最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规则的相同性。”[29]这从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提出一种普世主义的视角。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主义在西方有着牢固的思想基础。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古罗马的万民法到近代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隐含了一条普世伦理的主线。与这条主线一脉相承的，如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建议”等等不一而足，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国际政治的现实，成为当代新自由主义文化的传统因子。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大师罗尔斯在区分了自由人民的公共理性和民族社会的公共理性后，却并没有看到这两种理性之间的巨大差异，认为其作用“颇多相似”。[30]类似这样的叙述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世界的普世主义情节，普世主义本身就体现了西方价值。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普世主义再一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全球化的极力鼓吹者的新自由主义在民主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普遍主义和社会向善主义的角色。在全球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普世主义”成为西方
民主文化与国际政治社会化初探,标签：领导讲话稿,行政公文写作范文,http://www.67jx.com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在客体内容上表现为以普世主义推行西方价值。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未来要做的六件事时，指出，“全球化的确需要有一些最基础的价值观念和规则的相同性。”[29]这从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提出一种普世主义的视角。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普世主义在西方有着牢固的思想基础。从斯多葛派的自然法、古罗马的万民法到近代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隐含了一条普世伦理的主线。与这条主线一脉相承的，如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建议”等等不一而足，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国际政治的现实，成为当代新自由主义文化的传统因子。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大师罗尔斯在区分了自由人民的公共理性和民族社会的公共理性后，却并没有看到这两种理性之间的巨大差异，认为其作用“颇多相似”。[30]类似这样的叙述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世界的普世主义情节，普世主义本身就体现了西方价值。
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普世主义再一次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为全球化的极力鼓吹者的新自由主义在民主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扮演了普遍主义和社会向善主义的角色。在全球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普世主义”成为西方社会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31]
经济全球化势不可当的力量在不断向外扩张的同时模塑了一种同质的“消费主义模式”，以一种普世主义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出现在全球政治文化领域。那些文化上的强势国家凭借经济整合的外部力量，剥去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压迫多样性文化的生存空间，以确立文化的普世性为借口寻求引导世界文化潮流。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总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扩张的意志。
西方式的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的传播使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一物质形态的背后可能会隐藏了一种普世文明。然而，夸大了的想象并不能代表现实。正像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magna mac）（‘巨无霸magna mac’）。‘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32]
普世主义常同现代化相联系，其背后的实质是“西化”。然而，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取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33]当今世界更多现代化、更少西方化的事实也正预示了普世主义这一影响的逐渐削弱。
3.在方式上，以间接为主
我们仍然可以将全球政治社会化在方式上区分为直接的政治社会化和间接的政治社会化两种。但是，受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影响，间接的政治社会化至少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起主要的作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概念、价值、规范等内容将会通过转移的方式而在国际政治体的政治心理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
新自由主义试图将一些新词汇融入人们的话语之中，从而实现政治文化模式上的转变。由于可替换性[34]的影响，西方国家总会倾向于将其在经济领域内的权力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里。这种努力表现在政治文化上，就是将经济领域里一些价值、规范等移植入政治文化领域。正像亨廷顿指出的那样，西方社会正在、并将继续试图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以代替过时的“自由世界”叫法，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35]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确实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些含混的新词汇，如“全球化”、“新经济”、“后现代”、“零容忍”、“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灵活性”等等。随着全球新话语的传播，那些诸如“资本主义”、“不平等”、“阶级”、“剥削”、“统治”等具有实在内涵的传统概念则被一些人以过时和落伍为借口束之高阁。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成功地避免了一些传统的、让人不愉快字眼，而将一些更为灵活的词汇加进了人们思考的词汇表。赵刚在《文化研究月报》20**年第10期发表文章《反全球化该召唤出什么样的知识与政治──“慢社会学”的一个初步勾勒》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里的语言烟幕和各种雅称进行了威廉斯式的关于关键词的研究。例如以自由代替市场至上，不准干预；以弹性代替随时听命加班，多找几个零碎工作，没有退休金；将高科技的工厂称作校园；将加班没加班费的人称为专业经理人员；把五个人的工作、四个人的薪水、由三个人来做的“五四三”经营称为“企业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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