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新中产阶级虽然因为官僚理性的威胁而可能滑离法治民主的轨道，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那么，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级是否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呢？ 三、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活，为自己的事业贡献着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知识。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因为专制的控制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够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
中产阶级与民主制度,标签：规章制度范本,企业规章制度范本,http://www.67jx.com因此，在现代工业化国家，新中产阶级虽然因为官僚理性的威胁而可能滑离法治民主的轨道，但是他们仍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那么，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里，中产阶级是否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可靠基础呢？
三、发展中国家的难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已经在现代职业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过着以个人幸福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生活，为自己的事业贡献着专业的和非专业的知识。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使得曾经为快速工业化和高度的政治整合作出贡献的专制政治显得过时了。因为专制的控制对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是没有必要的，对于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来说，稳定的法治民主更能够激发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所需要的活力。
中产阶级是发展中国家实现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其原因有如下四个方面：首先，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的确从未体验过现代法治民主，但他们均向往民主，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亲身经历过暴虐的专制统治的危害。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均活跃地追求法律的保护，因为中产阶级已经觉察到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的祸害。现在，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早已着手积极研究美国宪法和辉格自由传统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中产阶级普遍拒绝某些政治势力垄断国家权力。即使是在国家官僚结构中就职的中产阶级也在拒绝国家权力的垄断，因为在独裁的等级结构中他们也同样深受上级的迫害。
第三，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在官僚结构之内还是之外，均教育良好，都希望在演说、文章、艺术作品以及个人生活中表达自己，这些表达是为独裁的发展中国家所严格控制的。从政治舆论到摇滚音乐均要受到检查的专制制度，是不可能与日益壮大的、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中产阶级和平共处的。
第四，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倾向于追求更多的选择，如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点和消费方式。由于独裁专制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通过政治强制来限制中产阶级的更多的自由选择，要求更多的经济和社会选择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寻求更少的政治强制。这加强了寻求政治自由和运用宪法和法律制约国家权力的压力。
在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是反对政治独裁、捍卫法治、制约政治权力、建设法治民主的核心力量。从总的趋势来看，的确是如此。但是，对于特定国家和地区来说，新兴的中产阶级和法治民主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如此简单，其原因是各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均有自己的特色。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入现代化的过程恐怕也是一个屈辱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诞生、壮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正是在这个屈辱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不是法治民主的基石。就东南亚来说，由于新形成的规模不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外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是印度人和中国人)而不是由本国人构成的，中产阶级基本上没有兴趣也很少有可能参与当地的政治，这时他们很难成为法治民主的基石。而当专制政治能够为中产阶级的事业发展提供适当的自由和秩序时，中产阶级更可能成为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新加坡，专制的政治和成功的经济发展同时并存，中产阶级在专制政治统治下获得了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和平、秩序，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所以就放弃了促进民主的"使命"。
当然，如果专制制度不给中产阶级提供事业发展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和秩序，中产阶级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菲律宾就是一个例子。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专制统治不给中产阶级以适当的自由和秩序，并且还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于是在许多地方是托克维尔所说的任何暴力和动乱的天然敌人的中产阶级在反对马科斯的斗争中与其他不同政见者携起手来，一反保守的性格，成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为这时的中产阶级必须首先从妨碍其事业发展的独裁的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然后才能成为法治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亨廷顿的研究也揭示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他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则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程表明，在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当中，中产阶级日趋壮大，并开始广泛地参与政治，"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政治制度所承担的压力太大，甚至是高度发达的政治制度也承受不住，所以在大多数社会中，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传统制度都因此而纷纷解体或崩溃了"。3但是，"如果传统政治制度确能适应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如果现行中产阶级政体中的各种政治制度也具有适应能力，那么它就会转变为一个充分参与、高度制度化的现代政体。相反，如果这些政治制度不具有适应大众参与的能力，......那么该社会就会向大众执政官政治的方向发展，各种主要社会势力就会形成高度动员和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大规模运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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