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 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在现代社会里，法治民主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而为巨型官僚组织组成的帝国体制所取代呢？ 从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产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初期，贸易资本家独领风骚，他们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从而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英国、荷兰、比利时，然后是美国)。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大变革》一书中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第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上层阶级、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中产阶级(作为独立的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与工厂
中产阶级与民主制度,标签：规章制度范本,企业规章制度范本,http://www.67jx.com二、西方社会的忧患
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现在的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必要条件吗？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不再从事商业，而是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这时的中产阶级仍然能够成为法治民主政府的支柱吗？新中产阶级是否会被韦伯所说的官僚制的"铁的牢笼"(iron cage)锁住从而与法治民主无缘呢？在古希腊社会之后，专制的帝国取代了古希腊的城邦，在现代社会里，法治民主国家是否会重蹈覆辙而为巨型官僚组织组成的帝国体制所取代呢？
从近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产业革命有很大的关系。在工业革命初期，贸易资本家独领风骚，他们把商业利润投资于工业，从而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英国、荷兰、比利时，然后是美国)。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大变革》一书中精彩地描述了这一现象。第一阶段的产业革命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上层阶级、小业主和小农场主中产阶级(作为独立的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的中产阶级)。当然，与工厂体制同时出现的产业工人则是新的下层阶级。这一阶段的中产阶级与古典中产阶级差别不大，均具有商业性。2
在工业革命的中期和后期，中产阶级的特性有了一定的变化，获得了新的特点。因为在这一阶段，巨型公司和现代官僚制国家得到了发展，管理和官僚阶层作为新的上层中产阶级出现了，与此同时一个数量众多的新的白领办公室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的队伍，而在当代社会，中产阶级队伍里更增加了专家治国论者，工程师、应用科学家、计算机专家和当代高技术、福利国家经济体制所必要的职业服务人员。
中产阶级的官僚化或者组织化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对于法治民主命运的担心。比如马克斯·韦伯就担心官僚化、组织化的新中产阶级的理性世界观可能会变成官僚组织的理性，官僚的头脑对法律契约和民主辩论的理性，势必导致民主缺乏特定的观念基础而走向衰落。米尔斯(mills)也有同样的担心，他认为，新中产阶级与古代的中产阶级截然不同。古代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而新的中产阶级却是巨型公司、政府或者公共服务官僚机构的工薪雇员，他们是不独立的。他警告说，新中产阶级被巨大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禁锢住了。所以，他们不可能具有民主公民所需要的独立精神。韦伯和米尔斯预言，世界将为"没有灵魂的技术人员"所操纵，将为"没有良心的纵欲者"所居住，民主和法律将毫无存在余地。官僚的钢铁外衣将会罩住新中产阶级，把他们锁进官僚和技术统治昌盛、自由和民主变为历史陈迹的世界中。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i marcuse)指出，新时代的科学在专业化的专家王国中变得相互孤立了，普通公民与科学的距离越来越远。普通公民不再追求科学精神，而是追求个人感觉世界的快乐，或者追求神秘而空洞的非理性的宗教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治民主必将因为缺乏适当的社会支持和观念支持而走向衰落。
思想家的警告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警告仅仅是警告，因为新中产阶级虽然具有官僚化、组织化的特征，但它依然是现代法治民主的忠实基础，因为它远没有放弃法治理性的政治，他们依然坚定地信奉法治民主。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产阶级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新中产阶级成员接受大学教育的人越来越多。虽然现代教育日益技术化和职业化了，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没有受到忽视。它们顽强地植根于大学课程之中，其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富有思想、更富有理性的个人。新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教养足以使其具有履行公民权利和参加民主活动所需要的能力。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无论是商业的还是组织的，均可以使自己适应政治参与，并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政治领导所愚弄。对教育良好的中产阶级来说，政治领袖不是上帝也不是英雄，而只是政治上的同事。所以，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应该评估政治领袖的业绩，应该钳制政治领导人潜在的贪欲和权力。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从不神化政治领袖，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理由参与政治领袖的选举过程。富有教养的新中产阶级认可专家们的知识，但他们并不放弃自己作为公民的决策义务。教育良好的新中产阶级清楚地知道即使是最优秀的专家也可能经常犯错误，在专家之间也经常会有分歧。所以，韦伯和米尔斯对为官僚组织所组织起来的专家来控制国家的恐惧是不必要的。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遍天下的时代，新中产阶级所看到的专家决策失误的情况太多了。这加强了他们参与决策的欲望，也为此提供了合法性，尽管这只是选举的和政党的参与。新中产阶级寻求选举参与和法律保护，其原因就是他们不信任为官僚国家所组织起来的专家，寻求参与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对政治参与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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