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其次，中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当他们仰望天空时，他们看到飞行员和宇航员，他们幻想星际旅游和星球大战，他们看到了有着黑洞和超新星的无限宇宙。他们不会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这一新的宇宙观确实导致了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其原因只是因为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何对何错，但这种世界观也确实创造了理性的大众，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承担民主的责任，并有能力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动。 第三，现代富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尽管被吸入进这个或者那个巨型官僚机构，但并不把官僚机构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说，古代中国或者古埃及的农民把帝国的庞大官僚机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礼，现代中产阶级公民绝不会把官僚组织视为神圣之物。他们忠诚地为其组织服务，有时候还废寝忘食，但他们对组织并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变革组织。 第四，韦伯和米尔斯相信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并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结构，韦伯和米尔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韦伯和米尔斯没有看到，在巨型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对官僚组织的非理性
中产阶级与民主制度,标签：规章制度范本,企业规章制度范本,http://www.67jx.com其次，中产阶级牢固地确立了世俗的、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当他们仰望天空时，他们看到飞行员和宇航员，他们幻想星际旅游和星球大战，他们看到了有着黑洞和超新星的无限宇宙。他们不会看到天堂和一大群的天使。这一新的宇宙观确实导致了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其原因只是因为科学不能够告诉我们何对何错，但这种世界观也确实创造了理性的大众，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承担民主的责任，并有能力积极参加法治民主所需要的公共活动。
第三，现代富有理性的中产阶级，尽管被吸入进这个或者那个巨型官僚机构，但并不把官僚机构看成是神圣的。如果说，古代中国或者古埃及的农民把帝国的庞大官僚机器看成是神圣的，向它跪拜，向它鞠躬，向它行礼，现代中产阶级公民绝不会把官僚组织视为神圣之物。他们忠诚地为其组织服务，有时候还废寝忘食，但他们对组织并不愚忠，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他们会变革组织。
第四，韦伯和米尔斯相信新中产阶级将会变得很驯顺，并被锁进巨型官僚组织的身分等级结构，韦伯和米尔斯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幸运的是他们的担心并未成为事实。因为韦伯和米尔斯没有看到，在巨型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对官僚组织的非理性、无效率和权威主义倾向更了解。在官僚组织中工作的新中产阶级痛苦地意识到规则和条例的僵硬性，深深地了解官僚组织规则的非人格特性，也了解由此产生的异化。他们明白，文字上的规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创造了繁文缛节，从而成为组织营运的障碍，这些障碍如何遏制了创造力和非正式领导的输入。新中产阶级了解并拒绝这些权威主义的、无效率的、非人化的程序。他们补充了巨型官僚机构的人员，但拒绝了他们赖以为生的结构。在现代国家里，除了日本以外，很少有人一生忠于某一公司、政府机构、医院或者大学组织等官僚机构。中产阶级把巨型官僚组织看作是无效的、反人性的和专横的，只是利用而不是崇拜官僚组织，通过法治民主来制约官僚制度，这本身就是民主发展的重要支柱。
此外，现代新中产阶级因职业关系生活于大规模组织中，但他们也发展了与官僚组织世界完全隔离的私人存在。韦伯、米尔斯、拉什、阿伦特以及其他人均警告说，这一私人化的领域会变成出世的纵欲者的领域。根据这些思想家的看法，新中产阶级个人将会变成自恋者，变得自私、纵欲、自重，从而放弃公民的角色。拉什和阿伦特批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青年不关心政治，缺乏博爱精神和人道关怀。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但是拉什和阿伦特看到了对六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抗拒现象，尤其在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早期的美国，中产阶级开始较为理性地寻求私人领域的发展。雅皮士、自我发展、减肥、马拉松长跑等，这些司空见惯的事就是自我发展的例子。人格上的至善是当代在私人生活领域相互疏远、互不关怀的中产阶级所想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些自我发展倾向是对嬉皮士和吸毒行为的背叛。在六十年代的美国，马丁·路德·金、罗伯特·肯尼迪以及肯特城、杰克逊城血案使得当时的人道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动摇了，使得他们退出公共领域，变得较为内向，只关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吸毒、纵欲，陷入了嬉皮士式的生活方式。雅皮士拒绝嬉皮士的堕落，可以说是再次走向公共参与的健康的第一步。迈入九十年代后，新中产阶级在私人生活领域仍然表现出有些自恋的倾向，但已经开始向人道的关怀迈进。他们关心挨饿的人们，当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时，新中产阶级伸出他们的援助之手捐款相助。摇滚乐队是自我纵欲者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标志，但是他们组织音乐会举行义演，为饥饿者、为患艾滋病者、为因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捐款。在私人领域走出自我封闭的世界，向需要援助者伸出援助之手的进程就是相互关怀的公共精神成长的过程。这正是自由的法治民主所必需的。所以，尽管从韦伯到拉什均正确地警告当代官僚世界中个人生活的自私和私人化本性，但是公民精神和人道主义的关怀并未死亡。后者继续为政治参与提供热情，使得法治民主政治继续以新中产阶级为基础。
中产阶级是法治民主的保卫者，那么"谁来保卫保卫者"呢？新中产阶级作为巨型官僚组织的雇员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后果也十分清楚。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任期来强制权力的制度化更替，可以遏制政治领导人的可能发作的非理性行为，从而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法律才能保卫保护者，使新中产阶级免受官僚组织的侵害，从而维护法治民主。为了寻求法律的保护，新中产阶级虽然以巨型组织为生，在上班的那段时间的确被锁进了巨型组织，但是在巨型组织之外的个人生活领域里，他们仍然强烈地坚持法治民主的原则，在职业生活之外的时间里，在公共领域里还表现出强烈的保护法律的责任和参与政治的愿望。他们在政治过程中惊人地活跃，坚决支持法律程序，积极参与政治，强烈反对独裁统治，从而以法律来制约权力，以法律来保护自己。这就更加强了新中产阶级作为法治民主基石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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