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这与历史上官逼民反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现行政治体制为这种反抗及解决提供了一种法律制度框架。退一步讲，与为官者侵害人民的利益的实例相比，民敢告、能告赢的比例太小了。据报道，全国范围内民告官原告胜诉率仅为35.4％，北京市仅为23％。［11］这其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至少包括公民的“官贵民贱、民不与官斗”等传统心理和为官者的主人心态、司法者对行政权力的畏惧心理等。 显然，我们不能说这种政治文化、政治心理能说明国人的政治人格已完全独立。退一步讲，民能告赢的，或是有高层领导干预，或已是倾家荡产，这对胜诉者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或许能强化他们的“清官意识”、“官本位”意识和对政治运作的偏激的冷漠甚至是憎恨。 如果说政治人格完整和独立是民主政治意识成长的标识和出发点，那么，二十年来，政治主体政治人格已有初步的转变，但以上现象表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整体性独立政治人格等民主精神远未形成。 四、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阶级斗争理论诠释统制着整个政治文化，其二元对立特征主宰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成为阻滞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严重桎梏。改革开放之后
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分析,标签：领导讲话稿,行政公文写作范文,http://www.67jx.com这与历史上官逼民反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是现行政治体制为这种反抗及解决提供了一种法律制度框架。退一步讲，与为官者侵害人民的利益的实例相比，民敢告、能告赢的比例太小了。据报道，全国范围内民告官原告胜诉率仅为35.4％，北京市仅为23％。［11］这其中的政治文化因素至少包括公民的“官贵民贱、民不与官斗”等传统心理和为官者的主人心态、司法者对行政权力的畏惧心理等。
显然，我们不能说这种政治文化、政治心理能说明国人的政治人格已完全独立。退一步讲，民能告赢的，或是有高层领导干预，或已是倾家荡产，这对胜诉者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或许能强化他们的“清官意识”、“官本位”意识和对政治运作的偏激的冷漠甚至是憎恨。
如果说政治人格完整和独立是民主政治意识成长的标识和出发点，那么，二十年来，政治主体政治人格已有初步的转变，但以上现象表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整体性独立政治人格等民主精神远未形成。
四、政治思维从二元对立向务实中和式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阶级斗争理论诠释统制着整个政治文化，其二元对立特征主宰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成为阻滞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严重桎梏。改革开放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政治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式转向务实中和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又防右”，“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12］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政治思维方式既不是放弃政治原则与政治立场，也不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而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思维方式。
自由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涉及根本政治原则，决不能让步。正如邓小平所说：“自由化本身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13］在这种对抗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作无原则的妥协与让步，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也就不能不表现出来。当然，这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只是在中和务实式政治思维指导下，现实政治斗争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具有全局性与指导性。
“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是务实政治思维主要特征的生动表述。中和式务实政治思维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则表现在既防左又防右，不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战略观从冷战思维转向和平发展观等方面。
二十年中，政治思维方式一方面正在发生转变；另一方面，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并没有完全消失，还时隐时现地从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来。有的学者指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改革与保守、西方与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与计划、私有与公有等二元论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维方式。［14］
在二十年始终不绝的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是其典型体现。民族主义的情绪化也加强了这种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在二元式思维支配下，对立双方对各自目标的单线式固执地追求，造成了中国社会不容易出现有进步意义的公正辩论气氛。而公正的辩论是一个民族获得认识上的进步的唯一可行途径。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在某些问题上，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反和平演变”策略的可适用程度和建设性效应，是值得反思的。尽管当时有西方某些大国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这一史实作基本背景。
五、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机与重建
“文化大革命”以虚妄愚弄了历史，欺骗了人生，伤害了执着于理想主义的心灵，摧毁了人们的政治道德信念，在国人的精神家园中留下了一片废墟。
人们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大面积塌陷，出现了政治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共纠正了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式曲解，重新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力图消弥政治信仰危机，重建政治信仰。这对新时期政治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起了重要的支撑和导控作用。
但是，社会政治的整体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信仰不存在任何裂痕、政治信仰危机不再出现。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中，需要在对过去信仰伦理、价值理性的合理扬弃中，创造出一种新的主流政治文化来实现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整合，创造出一种科学、民主、自由的社会新情境来培育社会每一个公民的科学、理性、法制和自由创造政治精神，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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