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自由化者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在。当然，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体系，自由主义也一种西方舶来品，它能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还是个未知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一种自由主义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又是危险的”。［8］ 因为，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一个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而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关联的个人根本就没有。［9］ 当前，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的分野，只能看成是政治文化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从浪漫性走向现实性的一个标识。 其三，中国政府对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理性引导，使其不但没有造成大的社会政治震荡，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化资源。但也付出了较高的政治成本，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把12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4］ 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20年后，国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巨大变化，那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流，［10］妥协与宽容
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分析,标签：领导讲话稿,行政公文写作范文,http://www.67jx.com自由化者其实并没有完全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在。当然，作为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与政治文化体系，自由主义也一种西方舶来品，它能否适用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还是个未知数。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一种自由主义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又是危险的”。［8］
因为，自由主义思潮理论上的根本弱点，一个是缺少历史性，以原子式的个人基础为本位。而原子式的个人是不存在的，独立自主、完全没有关联的个人根本就没有。［9］
当前，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自由主义的分野，只能看成是政治文化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从浪漫性走向现实性的一个标识。
其三，中国政府对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理性引导，使其不但没有造成大的社会政治震荡，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化资源。但也付出了较高的政治成本，2000年8月15日，江泽民在谈及此事时说：“我们把12亿多人怒吼的情绪引导到一个理智的轨道上去，谈何容易”。［4］
总之，中国在改革开放20年后，国内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不易为人们所察觉的巨大变化，那就是一种理性化的观念和态度开始占据了社会生活的主流，［10］妥协与宽容的政治精神与游戏规则，也逐渐发育成熟。这种政治文化与心态的变化，相对减少了大规模“政治参与爆炸”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较大的活动迥旋余地。
三、政治人格由盲目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
原有政治全能社会体制造就了政治人的依附型人格，这严重地阻碍政治社会改革与发展，必须消除。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要在党范围内解放思想，倡导独立思考。［1］（p147）
随着社会的转型，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经济体制市场化的深入，政治人格开始从依附型向独立自主型转变，政治人的主体意识明显增强。比如见于报端的“民告官”等事例逐渐增多。特别是市场经济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动力。因为市场经济能培育人们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自由精神、宽容精神、平等观念、妥协思维。
这些意识和精神必然要渗透到政治领域形成独立政治人格和新型政治文化。
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人格（特别是深层意识）固有的稳定性、政治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还存在不少问题等诸多因素，使得我们不能对二十年中政治人格的转变作过于乐观的估计。应该看到，无论是从各层官员还是普通公民讲，依附型依然是中国人政治人格的主要特点之一。从现实政治系统运行方面讲，这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政治录用制度和政治监督机制残缺造成的。
前述市场培育出了独立自主民主意识观点，如果用于经济领域尚可，若说用于政治文化领域则值得商榷。也就是说，二十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首先主要是一种经济文化或者说是经济人格。独立的经济人格转化为独立的政治人格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而需要一个相当的量的积累与转换过程。
从影响政治人格、政治文化变化的短期因素来讲，政治体制及其运行较市场经济更直接、更重要——尽管从长期看后者更具根本性。加之，在当前政治架构内，政治主体将这种独立政治人格纳入政治运行要冒较大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离政治较远、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如官商勾结）等因素，这都使得独立的政治人格很难较快地在政治文化中体现出来——尽管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些自诩为“精英”的知识分子以为对抗现存政权是独立政治人格的张扬，但他们企盼外援或试图借助外力以压迫或鞭挞本民族走向进步，却是知识分子奴性性格的典型。
政治运行中的怕上级、怕“公仆”、随大流的现象随处可见。官本位、权力本位、清官等意识仍广泛存在，某些官员的主奴性格（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见了狼是羊，见了羊是狼”）比较典型。“民告官”多是“官逼”民才告。正如革命时期民众被动员起来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觉悟已经革命化、现代化了一样，“民告官”并不意味着民众的政治独立人格、权利意识有多高，他们只是在自身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进行本能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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