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①中国精英政治体制使得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引起政治文化的紊乱，进而导致政治社会动乱。从这方面说，主导政治文化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中采取审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②政治上层领导从现实政治进程来考虑问题，将政治社会的稳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有的知识者则多从政治理想价值的角度进行考虑，多带有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 ③政治文化要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二十年来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是不争的实事，这成为主导政治文化转型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 二、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 在过去的二十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政治现代化的努力与对政治民主化所必须的“理性化”过程的拒绝相并行，构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展开的。 80年代的调查表明，中国公民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5］但在80年代，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某些知识精英，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从理性化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政治民主、自由、人权及其中国具体的实际国情，就盲目地把抽象形态的政治民主等理论概念作为一种济世良方用来医治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近二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分析,标签：领导讲话稿,行政公文写作范文,http://www.67jx.com① 中国精英政治体制使得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引起政治文化的紊乱，进而导致政治社会动乱。从这方面说，主导政治文化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中采取审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② 政治上层领导从现实政治进程来考虑问题，将政治社会的稳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有的知识者则多从政治理想价值的角度进行考虑，多带有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
③ 政治文化要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二十年来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是不争的实事，这成为主导政治文化转型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
二、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情绪化逐步向理性化转变
在过去的二十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政治现代化的努力与对政治民主化所必须的“理性化”过程的拒绝相并行，构成了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是在政治文化层面展开的。
80年代的调查表明，中国公民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5］但在80年代，无论是广大民众还是某些知识精英，实际上都没有真正从理性化的角度来深入思考政治民主、自由、人权及其中国具体的实际国情，就盲目地把抽象形态的政治民主等理论概念作为一种济世良方用来医治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痼疾了。
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的情绪化主要表现为情绪化的“左”的教条和西化的教条以及民族主义。
“左”的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凡是”及其残余意识上。它以宁“左”勿右的激进面目出现，容易激荡起人们心中的理想主义情怀。尽管现实已证明它不可能改变中国社会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方向，但它使改革步伐停滞等负面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改革开放前长期的文化专制、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官僚腐败的泛滥、中西政治文化强烈的反差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与焦虑感、西方政治文化的示范效应引起的简单的仿效思维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就便得改革初期阶段，支配人们作出政治选择的主流思想与心态特征，不可避免地情绪化，具有激进性、和浪漫性。［6］
这种情绪化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即自由化，表现在：简单搬用西方现成的民主政治文化与制度模式，以之完全替代中国现存的政治文化与制度，以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民主化。这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间的几次学潮与罢工，与其说是理性化的政治参与，倒不如说是一次社会政治潜伏情绪的无奈释放和爆发，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其情绪化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并没有摆脱对权威的盲目支持或盲目愤怒，只不过走向另一极端罢了。它见之于行动时，导致的只能是对社会政治正常进程完全没有直接效用的自伤性破坏以及由此决定的反动性结果。
民族主义是二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又一特色。民族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其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于情绪而非理性。90年代前期的《中国可以说不》丛书创作比较粗糙，却十分畅销，这表明潜在于普通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巨大的。
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后，中国民众自发性反美反霸游行示威则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化的典型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从西化式的全面“走向蓝色文明”到《中国可以说不》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其间是有着某种“一体两面”的情绪连续性，其共通之处就是缺乏理性认知与判断。
进入90年代，以上几种具有激进性、浪漫性和情绪化了的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导控、市场经济的消解、世俗文化的冲击等原因，而逐步理性化。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确立，邓小平理论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旗帜，对电影剧本《苦恋》的理性批判表明情绪化的“左”倾教条走向式微。
其二，理性、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政治意识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政治道德范畴，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已经逐渐从改革初期的浪漫亢奋状态中摆脱出来，趋向于现实、冷静。［7］全盘西化式的政治情绪已没有市场，自由化与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出现分野。
自由化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只是基于一种情绪化的看法，这与自由主义渐进、多元化的宽容（当然这种宽容必须是多元中每元之间的相互宽容）基本精神是相矛盾的。这种激进的情绪外化为实际政治行动，只能是没有任何直接政治后果的，从而背离了自由主义政治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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