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
论人类社会的自我控制机制,标签：毕业自我鉴定,中专生自我鉴定,http://www.67jx.com人类是如何积累剩余产品的呢？在人类从地球上产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是极低的。人们通过狩猎和采摘野生的植物果实，只能维持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而没有如何剩余而言。在这种情况下便没有剩余产品积累的问题，因而就不能提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使人类社会长期处于蒙昧和野蛮的时期。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人类便逐渐产生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但是有了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出剩余产品的积累，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这是因为，当社会开始具有生产剩余产品的能力的同时，人类的需求也同步地发展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剩余产品能力所提供的余地，很快就会被填平，而很难显示出(甚至不可能显示出)剩余产品和必要产品的区别。因而一开始，剩余产品的积累就意味着压缩必要的消费水平。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自愿地、自觉地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超越了人们认识的可能性。谁都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忍受消费被减少的痛苦去为社会积累剩余产品，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性。即使有一位先知向人们讲清其中的道理，并取得了人们的同意，事情也无法操作。因为剩余产品的积累除了具有扩大再生产和交换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养活一部分脱离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能享有比劳动者优厚的生活去从事为人类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其他领域的活动。那么对于哪些人有资格充当这种角色，人们是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既然希望人们自觉、自愿地去为积累剩余产品而压缩自己的必要消费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剩余产品的积累一开始就是违反人们意愿的，因而是必须靠强制来实现的。这样，社会就需要有一种控制机制，使得既能实现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又能使社会生产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然而原始的氏族社会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控制机制的。因此，这种控制机制生长的过程也必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解体和灭亡的过程。这样一种控制机制至少要包括以下的内容：
首先，要使生产者在事实上接受(被迫地接受)对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只有将生产者置于一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才有可能。在这种特殊的分配体系中，产品的分配权力处于劳动者的意志支配之外。即是说，在这一体系中，劳动者本人不能决定产品分配的状况，而是由处于劳动者之外的某种力量来决定分配的状况。
其次，这种分配体系必须是一种特定的劳动组织的组成部分，即以某种特定的劳动组织为基础。也就是说，只有这种力量能将劳动过程控制起来才有可能控制分配的状况。
第三，一定的劳动组织又是以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某种确定的关系为基础。这种确定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经营者对劳动组织和分配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机制在这里就表现为通过一种外部力量把劳动者置于这种关系当中来。
第四，为了使生产的经营者和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得到根本的保证，又取决于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占有。控制机制就是要使得这种占有被社会所认可，并形成社会的基本秩序。
这几个方面只是显示了控制机制形成的逻辑过程，而这个逻辑过程在现实中的实现，是与私有制的形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使强制性地扣除剩余产品的行为成为可能并使其持续下去从而形成一定制度的内在动力。构成私有制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私有观念，二是产权制度，三是交换。
私有观念的基础是人类希望最大限度地满足其需求的本能。这种本能在社会开始出现剩余产品之后，便迅速转化为私有观念，也就是贪欲。贪欲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它以恶的形式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的内在动力。正是贪欲，推动着人们去追求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千方百计地去寻求各种方法和手段对剩余产品进行强制性的扣除。关于贪欲在历史上的作用，恩格斯有几段精辟的论述，值得我们很好地思考。他说：“这种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权力一定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它引向崩溃”。(2) “以这些制度为基础的文明时代，完成了古代氏族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动机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 “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人们、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物的部落组织，变为掠夺和压迫邻人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们意志的工具转变为旨在反对自己人们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为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存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为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发生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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